陈雍在十四仓遗址考古现场    

“很难找出一个地方（文物、古迹）代表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我们不如把问题提升到‘怎样认识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日前，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正式面世，作为天津文化遗产论丛首部专著，该书作者、考古学家陈雍在接受采访时，以“如何通过考古学重新认识天津城市及其历史文化”为视角，解锁天津文化根脉。

提供了一副“考古AR眼镜”

该书收录陈雍早前和近期撰写的59篇文章，围绕天津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及文化现象展开深入探讨。谈及新书，陈雍坦言，这本书从启动到面世仅用了半年多，这段经历也促使他对天津考古与地方历史文化进行了整体性思考。

面对“如何感受天津考古魅力”“哪些遗址能代表天津文化根脉”的问题，陈雍表示，很难用单一地点定义天津，不如聚焦“怎样认识这座独特城市”。“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副‘考古AR眼镜’——它不是提供具体的天津历史文化知识，而是一种认知天津城市的工具，帮助读者透过平面的表象看到历史的层累。”

在回应天津市域多源性与考古研究视角的关系时，陈雍提出，“考古天津”“天津考古”“考古的天津”分别基于工作、知识、阐释三个视角，处理中心城区与各区的历史关系，需根据研究目的采用不同区块划分方式，不能一概而论。“行政区划与地理、文化分布不完全对应，我们做考古工作必须遵循‘文物属地管理’原则，结合自然与人文地理划分，才能更贴合研究需求。”

谈及天津文化三元结构，陈雍表示，提出这一结构是为了厘清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津派文化的关系，三者分别对应时间、空间、实践维度。他以大直沽天妃宫遗址为例，遗址叠压的元明清文化堆积层体现历史文化的时间基底，其作为北方最早妈祖庙、服务漕运的功能体现地域文化的空间特性，而遗址从无名遗存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成博物馆的过程，则是津派文化务实创新精神的实践。

天津文化遗产极具地域特色

作为资深的考古工作者，陈雍始终重视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他认为，考古者不仅要发现、研究考古遗产，更要承担保护责任，合格的考古者需学会用《文物法》保护文物、提升专业水平。

针对公共考古问题，陈雍认为，公共考古水平与不可移动文物总量无正相关，天津的底气在于独特禀赋。“天津不可移动文物密度大，燕山到渤海过渡的地理单元内，蕴藏着距今10万年至100多年的人类文化遗存。”他介绍，其中蓟州旧石器遗址群、辽代千像寺造像石刻群、多元结构的古今重叠型城市、三大线性文化遗产（长城、大运河、海防）、十四仓元代国家漕运仓储体系、张湾明代沉船、渤海近代沉船等，都极具地域特色。

在陈雍看来，天津公共考古应走“特色深耕、精准阐释、主动融合”之路，凭借自知与自信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静下心阅读一座城市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当下，陈雍对如何在天津游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天津市区可分为三大板块：一块是以鼓楼为中心的传统老城及古文化街；另一块是原外国租界区，包括五大道、马可·波罗广场周边及解放桥至解放北路一带；第三块是北站至中山路的“北洋新政”时期留下的街区。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前往蓟州观赏盘山、黄崖关长城，到塘沽领略渤海风光与大沽炮台，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天津城市的多元性与历史的层累性。

陈雍坦言，自己更喜欢静下心来“阅读”城市。他曾三次前往云南丽江古城，也三次到访黔东南苗寨、侗寨，在他看来，只有反复“阅读”，才能读出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阅读历史城市可以从老房子、历史街区开始，学会追问“这里以前是什么？”“为什么它是这个样子？”“如此，这座城市在人们眼里，将不再是一片平面的街景，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有机体。”

考古是一场跨时空的接力

阅读陈雍的文字，可见他在创作中选用论文、随笔、纪事等多种文体，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他表示，既能提供知识、启迪思考，又能激发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与责任的阅读体验，才是这本书追求的真正平衡。

作为天津文化遗产论丛的开篇之作，陈雍对丛书后续发展充满期待。他希望论丛能够构建一个严谨、开放、包容的学术共同体，也期待天津的年轻考古人扎实耕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守护城市文化根脉的力量。他寄语年青一代，今人今日的探寻与守护，是为了将文明的火种与选择的权利传递给后人，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