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长芦中学堂校舍（选自《教育杂志》 1911年第1期）

文图/吉朋辉

从“武风悍厉”到“文教之邦”，天津城市文化的蜕变密码，深藏于盐商群体的历史抉择之中。清初以来，长芦盐商以财富为基、实用为舵，不仅捐资兴办书院义学、助力科举昌盛，更以园林雅集聚名士、科举转型塑精英，在津门粗犷的军事底色上织就雅文化图景。袁枚笔下水西庄的风雅盛宴、严修开创南开新学的先声、徐世昌家族“诗书仕宦”的代际传承，皆见证盐商将经商之利转化为文教之力。其经世致用的精神，更催生天津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为近代接纳西学埋下伏笔。盐业虽已没入历史长河，但盐商重塑的城市文脉，至今仍流淌于天津的文化血脉中。

盐官改变天津文教

天津自明初建城之后，居民以“勋戚将弁、卒徒负贩”为主，没有读书的传统，文教机构也只有卫学而已。当时就学的都是武官子弟，但读书并未改变其“倥獴悍厉之气”。到明代中期，天津仍然是“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的状态。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天津的精英文化是缺位的，以至于清代天津籍著名学者王又朴评价家乡“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焉”。这种情况从清初开始改变。

公元1668年、1677年，长芦盐政、长芦盐运使先后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长芦盐政最初由进士出身的汉人担任，从康熙朝后期开始只任命内务府的满人，长芦盐运使则绝大部分是进士出身的汉人，其中多是王又朴所期待的“好学能文之士”。他们拥有官员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对文教有着先天的热情，在天津任职期间积极培养人才、涵养文风。比如乾隆年间的长芦盐运使中，倪象恺雅好斯文，在天津创立“玉成文社”，召集诸生按期试艺；卢见曾是著名的诗文家、学者，创立问津书院并亲自授课，“培养人才，一时称盛”。嘉庆年间的长芦盐政李如枚，资助书院里的士子，“鼓舞振兴，文风蔚起”。道光初年的长芦盐运使叶绍本，重文爱士，整理书院，使天津“文化蔚然”。光绪初年任长芦盐运使的如山在问津书院增设北海学堂，讲授经义史论及古诗文词，使天津“多渊懿博雅之材”，“治朴学者多，文风一变”。他们的努力，使天津文脉一直持续不断。

盐务官员都是实干派，且掌管着盐税，有可供调配的充足资金，因此非常热心于文教方面的善政。比如顺治康熙年间的盐政张中元、卢纮、李棠；雍正、乾隆年间的长芦盐运使倪象恺、卢见曾等都曾经修缮天津府县学。在1863年后，天津府学历年岁修，都由运司拨款。卢见曾主持创建天津著名的问津书院，天津三取书院、辅仁书院的经费也主要是由长芦运司商捐款项内支给的。另外，专为无力延请老师的贫民子弟而设的天津义学，也多由长芦运司提供经费支持。近代以后，盐务官员参与天津文教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灵活调整。比如1904年，长芦盐运使陆家穀创办了长芦官立中小学堂，成为天津教育近代化的先锋。

府县学的主要作用是科举人才的考核选拔，以及通过祭孔等活动，宣扬儒家教化氛围，为士子提供科举的路径和环境。书院的作用最初也是作为科举教育的辅助，让士子在其中学习八股文、试帖诗。所以，长芦盐务官员对于文教的投入是以促进科举为主要目标。但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以科举为目的的文教是最正统的文教，而科举的结果是最能反映一个地方文化水平的标尺。文风的涵养、教育机构的完善，使天津参加科举的人数显著增加，每次参加乡试者多至数百人，参加会试者不下数十人。有清一代，仅天津县就产生了进士123人、举人730多人。长芦盐官在文教方面的作为，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天津的“倥獴悍厉之气”，鼓舞了年轻人通过读书实现阶层跃升，丰富了天津的精英群体，提高了天津人的整体文教素质。

盐商转型文化精英

天津盐商身上携带着平民性、商业性的文化基因，但精英文化对他们同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清康熙朝来天津经营盐业的朝鲜人安尚义、抚宁人张希稳、宛平人查日乾都起于微末，但通过业盐发家后，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安岐、张霖、查为仁都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向精英文化靠拢的强烈意愿。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即通过建设园林、组织雅集活动营造对文人雅士颇具吸引力的文化空间，让他们聚集在自己周围。于是安岐的沽水草堂、张霖的问津园、查为仁的水西庄都成了当时著名的文化沙龙。来自大江南北的文人或长期流连在此著书立说；或偶尔经临，在此诗酒酬唱。这些雅文化活动引领了天津新的文化风尚，使人们对天津的文化定位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清代文人袁枚，在他著名的《随园诗话》中将水西庄列为海内文化名流宴咏集会的代表性场景。这一评价被广为流传，使雅文化成为天津显著的文化符码。

盐商向精英文化的靠拢，体现在积极主动实现从盐商向文人的身份转变，并且亲身投入到雅文化的实践中。安岐精于书画鉴藏，所著《墨缘汇观》至今仍被收藏界所推崇；查为仁专心于诗词，所著《绝妙好词笺》《莲坡诗话》都是诗词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盐商出身的天津文士还有很多。比如张霖堂弟张霔是天津有名的诗人；出身于大盐商金氏家族的金玉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游历诗人；盐商子弟陈普精于数学，撰有《勾股摭言》；盐商岂寿堂徐氏后人徐世銮，专心于文化事业，撰写了著名的《敬乡笔述》；出身于盐商“粮店后街李善人”家族的李叔同，是中国近代文化巨擘。他们依靠家族财富的支持，专心扮演着文化创造者、传播者的角色，在天津原本粗鄙而野的商人、军人文化中加入了精致的雅文化，甚至创造了本地的雅文化生态，重塑了天津的文化品格。

盐商加入文化精英阶层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科举入仕改变自己的身份。张霖家族从张霖的曾孙张映斗开始，将重心转移到读书科举上，先后出了十一位诗人、两名进士；水西庄查氏从第三代查善长开始，先后出了九名诗人、三名进士、九名举人。在天津，像这样从盐商家族变身为代有传承的诗书仕宦家族者还有很多。比如岂寿堂徐氏家族，乾隆初年业盐发家，此后几乎代代都有举人或进士，一直到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南华”家族从康熙初年迁居天津，业盐和科举仕宦并行，几乎每一代都有通过科举入仕者，其中华长卿为著名学者，华世奎不但官居高位，且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家。再如“李善人”家族、严氏家族等，无不如此。代有传承的仕宦家族，对天津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这种大家族提供了官商并重的价值样板，激励其他子弟读书仕进。在这些大家族的影响下，清中期以后天津“文风最盛，科甲不可胜记”，甚至曾在1823年、1883年两次出现“一榜五进士”的盛况。另一方面，这种大家族以其文化的规模和持久性，成为评判天津文化风气的标尺，提升了天津的文化层次。如果没有这些家族的存在，那么梅成栋在《文昌宫重修碑记》中所说的“津门文教之邦，登贤书而捷南宫者，蔚然接迹而起”也就失去了依据。

盐商凭借自己的财力，做了很多扶持天津文教的事。比如长芦盐运使用于文教的经费，实际上都来自于盐商的捐输；卢见曾创建问津书院的基址是查为义所捐赠的；1862年长芦盐商捐资大修府县两学，月费5000两，由于资金不济，张锦文承担了所有余款；严修投入大量经费和心血，创立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南开中学等开风气之先的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使天津成为近代文化荟萃之地。

盐商崇尚经世致用

盐商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他们即便读书，也崇尚经世致用之学。查日乾就曾公开表示，如果“学不为世用”，那么就算文采彪炳，也会像玉做的弓弦那样中看不中用。出仕的盐商子弟有一个共同点，即多数是拥有实干能力的地方官员，而非据经空谈的馆阁清流。比如康乾时期的天津盐商凤台王氏，家族成员做过的官职有知府、盐法道、水利营田副使、延绥道等，在任上全都颇有政绩；张霖做过驿传道、按察使、布政使；查礼做过知府、道员、按察使，乾隆朝中期办理征讨金川粮饷十分得力。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乎都不是通过科举出仕的。凤台王氏子弟主要依靠朝廷的恩赏、父辈的荫庇。张霖、查礼的方式则是纳捐。查礼在两次乡试不中后便毅然放弃科举，纳捐获得户部主事职衔，并且宣称“丈夫欲有为于天下，入钱得官可耳”。虽然在正统人士眼中这些都非正途，但却是比科举更加高效的捷径，盐商会毫无心理负担地采用。但是张家和查家在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挫折后，都意识到只有通过科举摆脱商人的身份标签，才能够真正实现阶层的跃迁，所以立即便转向科举。乾隆朝后，皇帝不再热衷于通过政治恩惠拉近与盐商的距离，那些盐业生意已经稳定下来的富有盐商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子弟通过读书科考改变身份。

盐商对雅文化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利益需要。张霖正是通过在自己园林中组织的文化雅集活动结识了著名文士姜宸英，才得以进入权臣明珠的政治集团，为他的仕途和盐业经营带来了极大便利。还有许多盐商子弟把雅文化作为消闲方式，或者单纯作为人生价值寄托，如安岐的书画收藏，张霔、查为仁、查礼、查善长、金玉冈等人的诗词书画创作和交游，以及近代以后盐商主导的梅花诗社、消寒诗社、城南诗社等都是如此。消闲也是实用，且需要有盐业带来的财富作为保障。几乎所有从盐商起家的天津仕宦家族，都始终没放弃盐业经营，这显然与儒家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相抵牾，但对他们却是最为有利的。

实用主义精神，造就了近代天津盐商在文教、工商等领域的卓越表现。比如，严修任贵州学政时考试生员，即以“读书将以致用”为题；盐商李春城的四个儿子都投身于工商业，成绩斐然。正因为实用主义精神的存在，盐商身上才会出现雅俗并举、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在其影响下，天津没有生成被儒家文化规约整饬的滞重的传统地方文化，所以近代以后能很快接受来自于西方的新文化。

如今，长芦盐业和盐商已成为历史，但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依旧会留存在天津文化的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