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抬阁第一架“八仙庆寿”（选自《天后宫行会图校注（上）》）

文图/吉朋辉

天津早期人口的聚集，与军卫设置、漕运、商贸等都有很大关系，盐业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从元代到民国时期，今天津市区范围内的盐业生产运销持续了数百年，大量相关人员因此聚集到天津，平民性是他们最根本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这些人尤其是盐商又与天津的商业发展息息相关，他们自身也流淌着商业性的文化血脉。而平民性和商业性，正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天津人口的盐业基因

盐是天津最具特色的物产之一。公元1234年秋天，三岔河口附近滩地有盐卤涌出，刮取后数日内便又再生。附近居民禀告官府，官府查验属实后，便招来专业煎盐的灶户在此处设灶煎盐，并且任命了灶户的同业首领——灶首。最初灶户只有18人，后来越聚越多，运销盐的商贩也纷纷前来。两年后，官府在这里正式设立三叉沽盐场和相关管理机构。到了1268年，这里已经是“人得安业，盐如山积”了。后来元朝政府又相继设立了富国、兴国、丰财等盐场，位置在今天津周边的静海、津南、滨海新区等地。到明朝中叶，天津城附近已经是“万灶沿河而居”的景象。盐场中的人口，除了灶户外，还有他们雇佣的盐丁及其眷属，每个盐场的人口达数千甚至上万人之多。清嘉庆年间，天津城周边的兴国、富国、丰财三个盐场的男女人口近四万六千人。所以，在天津早期的人口聚集中，与盐业生产有关的灶户、盐丁等人口占比很大。

清初，长芦盐业的管理中心转移到天津，于是这里建起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使署两座衙门，以及青州分司、掣盐厅、盐关等职能机构。这些衙门、机构里除了各级官员，还有大量的书办、银匠、杂役、门丁等人员。另外，河东海河沿岸有存放引盐的盐坨，聚集着大量捆、抬盐包的民夫。盐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这又吸引了很多船户来到天津。元代仅从天津周边盐场向北京运输宫廷用盐的船就有50艘，涉及至少50家船户，运输引盐的船就更多了。清代乾隆年间，天津由盐商捐资、朝廷负责制造的驳船有1500只。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对天津人口的统计中，“负贩”的数量是最多的，“船户”也有五千余户，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服务于盐业。

当然，最能代表盐业人口的群体是盐商。明代后期，天津就已经出现了富有的盐商。史料记载，1629年清军进攻永平府，大量盐商“拼命回津”，也可证明此时聚集于天津的盐商已不在少数。清初局势安定下来后，天津很快又成为盐商聚集之处。比如浙江籍盐商陈抑之到天津经营盐业，1658年左右就已兴建起规模宏大的宅邸。在清朝经济鼎盛的康雍乾时代，大部分长芦盐商都居住在天津，即便是在长芦盐业走向衰落的道光朝，天津聚居的盐商仍达372户。他们虽然在天津总人口中占比不高，但是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影响举足轻重。另外，每一户盐商都维系着大量与盐业经营有关的人口，如盐店的掌柜和伙计，负责办理行盐手续的家丁和仆役等。

盐造的天津平民文化

灶户、盐丁、民夫、商贩、盐店伙计、衙门胥吏等人，自然都是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就算是盐商，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并不是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事实上，盐商的主体是中小盐商，嘉庆《长芦盐法志》统计的218户长芦盐商中，只有不到十户可以被称作是大盐商。即便是大盐商，大多数也都出身于社会底层。比如天津水西庄查氏盐业的开创者查日乾本是天津关的一名书办；近代天津大盐商张锦文曾经是长芦盐运使的一名“长随”，身份地位等同于奴仆。盐商身份的平民性更来自于他们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在当时“重农抑商”的价值观下，商人的身份并不高贵，而盐商又是商人中最受轻蔑的。在天津，康熙朝大盐商张霖虽然通过纳捐做了官，但最终被别人以“出身盐商，官方有玷”的罪名参劾而革职了；张锦文更是因为他盐商的身份而遭受屈辱，曾一度被剥夺了花钱捐来的职衔。凡此种种，都证明盐商即便依靠财富实现了阶层跃迁，也改变不了他们出身于平民的身份基因。这导致盐商在心理上与士大夫保持着距离，而与市井凡俗更加接近。

天津的盐务从业者，以他们身份的平民性，在天津文化中留下了特殊的印记。比如在信仰上，宁河芦台场盐民信仰盐姥，津南葛沽丰财场盐民信仰盐公盐母，都是护佑盐业生产的行业神祇。在天津河东盐坨，盐商们在顺治年间集资捐建有“小圣庙”，供奉的是水神平浪侯，有护佑盐坨不被水浸、河海运盐不遭风险的寓意。盐商还尊崇保佑风调雨顺的龙王、保佑纲商内部团结的关公等。这些信仰和普通民众朴素的价值追求是相通的。天津的盐务官员和盐商对于天津的民间信仰多有支持，一些著名的寺庙如海光寺、望海寺、天后宫等都曾经得到盐官、盐商的捐资修缮。

人们谈及天津盐商文化，往往以安岐、查为仁等人创造的雅文化为第一印象，但实际上大部分盐商的文化层次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们始终保持着与普通民众相近的趣味追求。比如他们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天津最具大众性的文化活动——皇会。清嘉庆年间，天津盐商共同组织了八架“抬阁”，表现《八仙庆寿》等民间熟知的神话剧目，在各会中是最壮观、豪华的。作为个人，有的盐商会资助他人出会，比如张锦文常年资助着成员达200余人的“龙亭公议法鼓会”。天津盐商喜欢在红白喜事上尽力铺张，在天津的街头，经常看到盐商家族规模宏大的迎亲或送葬队伍，在民众中留下充满艳羡的谈资。盐商的这些做法，目的是以民间价值的极端展示获得民间的认可，而非像士大夫那样获得官方或者史书的赞誉。正因如此，普通民众对这些盐商始终保持着亲切感，比如张锦文虽然获得了一品职衔，但并不妨碍人们以“海张五”相称。天津盐商的那些奇闻轶事，被天津百姓津津乐道，甚至被采撷入民间歌谣以及《沽水旧闻》这样的笔记，在天津的文化史中长久地回荡着余响。盐商就是这样凭借自身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塑造和引导了天津的平民性文化属性。

盐与天津商业繁荣

盐商本质上是商人，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经营其他商品的商人。比如清乾隆年间的天津大盐商王起凤，本是一名贩卖货物的行商，曾经远赴恰克图，参加与俄罗斯人的边境贸易。在成为盐商后，他也并没有放弃其他生意。1771年，他曾经运送大量货物到承德，供应刚刚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为此得到了乾隆帝的奖赏。大部分盐商会将经营盐业积累的财富投资于土地、零售、典当、银钱、绸缎等其他生意。比如嘉庆年间的大盐商查有圻在天津经营着一座名为“源隆当”的当铺，在北京有当铺9座、油盐店11座、酱场1座。道咸年间的天津“八大家”中，盐商占了四家，即益德裕高家、益照临张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他们多种经营，如长源杨家投资于当铺、粮栈、木行等产业。近代工商业在天津兴起后，盐商的投资的范围更是扩大到工厂、矿业、银行、房地产等领域。总之，盐商的商业行为促进了天津的资本流通，为天津带来了一股积极的商业风气。

盐业是促成天津商贸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长芦盐的运输方式包括水路与陆路，而以水路为主，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及南、北运河都是其运盐的水路通道，构成了以天津为中心、覆盖整个直隶和河南部分地区的运输网络。这个运输网络在向各地输送食盐的同时，也将各地的粮食、棉花、布匹、花生等货物带回天津，而后运往沿海其他地区或者海外，为天津与腹地的商运通道奠定了基础。凭借这些商运通道的连接，天津成为直隶乃至华北的商贸中心，因此而聚集起大量铺户。

盐商是天津消费力最强的群体之一。在清代前中期天津盐商繁盛时期，一家大盐商每年的利润可达白银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以上，其他中小盐商每年的利润在数百两至上万两不等。盐商用赚来的钱维持着奢侈的消费，大兴土木建造住宅园林，生活用品极尽奢华。有竹枝词描绘道：“盐筴长芦此要津，风天气色属商人。铜山金穴须臾事，大宅连云递旧新。”盐商的奢侈消费固然给天津社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消费是商业发展的前提。在乾隆朝，盐商的奢侈消费行为甚至被乾隆帝所鼓励，认为这是“酌盈剂虚之道”，能够发挥钱财的流通作用。盐商的消费行为加速了商业人口在天津的聚集，吸引了闽粤商人、山西商人的到来。道光年间，天津盐商最为集中的县城内、东门外、北门外，同时也是铺户最为集中的区域。盐商引领了天津民众对金钱的向往。正如樊彬《津门小令》所描绘的：“津门好，伙友带财来。内事辛金多厚馈，外村子店贺新开。”在天津人的心目中，从事盐业这样能够带来财富的行业是令人羡慕的，就连盐店的伙友都是羡慕的对象。天津的社会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特征可见一斑。

但是不容否认，追求商业利润的极端就是唯利是图，这会造成对社会规则的蔑视和消蚀。在官督商销的专商引岸制体系下，盐商天然与官府、官员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天津盐商身处这种体系中，不可避免地惯于寻租，权钱交易成为常态。比如乾隆年间的天津盐商王至德家族，几乎与每一任长芦盐政都关系密切，盐政鄂礼在收受了他的贿赂后，帮助他扩大了所拥有引地的规模。天津盐商中有一些粗鄙的暴发户，他们不读书也没有进入正统的打算，但是深谙社会规则和盐务体系的漏洞，不惜用最卑鄙的手段损人利己。比如雍正年间，天津有一位盐商自称“冯大爷”，凭借自己的家资结交了天津、北京许多官员，飞扬跋扈，甚至肆意污蔑、辱骂像天津县典史这样的下层官员。在天津的历史上，盐商不遵法纪的事层出不穷。这给天津带来了一种俗野的风气，这种风气造就了天津社会的光怪陆离的一面，以混混为代表的人群、以南市三不管为代表的地域，在近代天津畸形繁盛，成为天津历史上不怎么光彩的标签。

总之，在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从农耕文明中衍生出来的儒家文化并不彰显，而平民文化、商业文化大行其道，盐业是塑造天津这一文化属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平民性是现实的、当下的，商业性是消费的、娱乐的，这两者解构崇高与厚重，追求自得与安乐，这就是天津文化的底色，尤其是在与北京的对比中更是如此。这种底色使天津的平民文化、娱乐文化十分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