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文化是津派文化之魂。河海通津的地理优势，使天津成为五方杂处、南北交融的移民城市。近代以降，天津又成为中西方异质文化交汇的落脚点。近百年来，天津张开双臂，敞开胸怀，迎纳了大量的现代人才。人口素质的提升，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特别是从河港到海港的大举东移、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为天津跃升为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依河、傍海、近京的地理优势和历史传统孕育了独特的津派文化——古今兼容、南北交汇、东西合璧、雅俗共生，其中的民俗文化更是个性鲜明。津派民俗的核心特质在于雅俗相生，即在动态的碰撞与交流中同异质文化基因互动共生，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前提下，彰显出强劲的文化韧性与张力。
节庆民俗
承古启新的文化实践
天津节俗的多元性体现在来源的丰富性上。五方杂处的移民从原籍带来各自的节庆习俗。春节狂欢的“跑旱船”源自河北农村，“踩高跷”则带有山东特色；而津门著名的“皇会”，又将闽台妈祖信仰与北方民间花会融为一体。移民群体通过节庆实践将原生文化转化为地域性符号，而本土精英则通过筛选与重构，将其纳入津派文化体系。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通过人口流动在天津形成万象归一的绚烂文化。
天津节庆文化“雅俗并举”的突出表现：正月十五，文人雅士聚集在园林艺苑猜谜填词，诗酒往还，而普通百姓则在街头赏灯破闷儿，耍龙舞狮；端午节，大户人家效仿江南习俗悬挂菖蒲、品雄黄酒，而平民百姓则乐在龙舟竞渡。精英阶层通过“高雅趣味”呈现“阳春白雪”；而市民阶层则以人间烟火的“通俗实践”自得其乐——二者在都市节庆场域形成动态的文化均衡。这种不同阶层文化元素的交融，使节庆娱乐超越了阶层界限，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实践。
多元包容、雅俗相生使天津节俗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韧性。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城市的文化面貌趋于同质化，地方特色逐渐淡化，而天津节俗却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它传统而不泥古，前卫而不肤浅，俚俗而不庸俗，因为它植根于传统，善于广泛吸收、借鉴各方面的营养，始终保持着动态的演化与更新。这种动态平衡机制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存续提供了范本。
回望天津节俗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融合史。节庆民俗作为空间的文化实践，通过物质载体（如舞龙、舞狮、高跷、飞镲）与象征符号（如年画、吊钱、对联、爆竹），不断重构城市文化认同。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强音的今天，天津节俗所蕴含的开放包容精神，值得品味并发扬。
妈祖信仰
理念世俗的水乳交融
妈祖信仰随海上漕运传入天津后，迅速与本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化信仰体系。在天津，妈祖不仅保留了海上保护神的职能，还与本土信仰中的碧霞元君、王三奶奶、眼光娘娘、痘疹娘娘等神祇相融合，被赋予更广泛的世俗化神格，成为护佑天津百姓的“三津福主”，掌管生老病死等世间疾苦，体现雅俗相生的文化特质。官方话语通过“忠孝”符号将妈祖信仰纳入儒家正统，而民间则通过“老娘娘”的称谓消解其政治色彩，使之更贴近人心，更接地气，更具亲和力。这种雅俗相生不仅体现在信仰内核上，也表现在宗教仪式中。例如，天津皇会的仪仗既包含官方雅乐的庄重典雅，又融入民间傩舞的生动活泼，成为雅俗共生的典型范例。妈祖文化立德、行善、大爱的人格魅力，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
妈祖文化成为天津民俗文化的原点，天津遂成为妈祖文化在北方的中心，先后建有20多座天妃宫。其中位于古文化街的天后宫和大直沽天妃灵慈宫闻名天下。时至今日，妈祖信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妈祖祭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妈祖文化中的诚信、尚德、友善、平安等元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极富魅力，成为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财富。
市井老例
烟火乡音的牵手融合
天津人做事讲规矩，重仪式，因而形成了世俗生活的各种讲究与禁忌，即市井老例。天津“冬至大如年”的传统习俗，既保留了农耕文明的古老基因，又融入了河海城市的市井智慧。冬至时节，文人雅士吟咏诗赋，开始点画“九九消寒图”；市井百姓则热衷于“数九”、吃饺子。南方移民带来“冬至馄饨”的食俗，北方传统则延续“饺子御寒”的智慧，这种兼容并蓄使简单的节令饮食成为文化融合的载体。
市井老例的多元性还表现在民俗内涵多样性的融合。天津春节有吃合子的习俗。合子的形状与天地混元的华夏宇宙观暗合，另外“合”“和”同音，象征和谐、和美、和乐，寄寓合家团圆的美好祝愿。
市井老例往往通过言简意赅的俗语的形式来表述和传承。如“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本与清朝剃发令引发的“思旧”，以及其谐音误传之“死舅”有关，随着清王朝的覆亡以及科学的不断发展，其流传的社会条件已经消亡，但是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植根于市井老例之中。究其原因则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融入了新的内涵。它强调在年前要做好个人卫生，干净体面地迎新春的同时，也体现出娘舅亲情，对于以父系家庭为中心的春节活动，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天津民间有正月十五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早年间特别讲究要送鸭子灯，谐音“押子”，意在依仗娘舅这一方的血缘关系，为孩儿祈祝平安。
民俗老例，是民间世代相传的行事规范，系避邪纳祥心理取向使然。天津市井老例的多元融合与雅俗共生，既守护了地方文化的根脉，又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核。换言之，传统民俗需嵌入当代生活逻辑方能赓续绵延。
方言语汇
多元文化的互鉴交融
天津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堪称语言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标本。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际遇，孕育出兼具市井烟火与文脉底蕴的方言体系。燕赵慷慨遗韵、江淮婉转风致、河海旷达胸襟、市井幽默情怀，融汇成雅俗相生的语言生态。商埠社会语言的接触和交汇是生发文化活力的推进器。天津方言善于吸纳京、冀、鲁、豫等邻近省市，甚至外来文化的语汇精华，为我所用。
正如文化学者余胜海所言：“天津人诙谐幽默，平易近人，清新随和，总会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抗拒的亲切和热忱。天津人谈吐间都流露出一种调侃生活的戏谑，这份戏谑带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豁达气节，天津人称这种本质属性为‘哏儿’，似乎在传达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和力。”天津话的特点是质朴、简洁、生动、幽默，其中最活跃的要素就是幽默。它源于城市文化与市民性格，天津人的“哏儿”就表现在能说会侃、开朗幽默上。究其成因，首先，是商埠社会业务交往的客观需要；其次，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多元文化为社会交际提供了广博而鲜活的题材；再次，戏曲、相声等市民文艺的熏陶和滋养，对天津人幽默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催化作用。
古老的谚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到了天津人的嘴里就变成了“你走你的大经路，我钻我的耳朵眼儿”，既体现了地方个性，更彰显了擅长“现挂”的机智。与时俱进的津派俏皮话，反映新事物出现后百姓的新奇感受。如“绕城转——白牌儿”，说的是1906年6月，国内第一条公交线路——天津环城有轨电车（白牌儿）正式开通运行。“大光明摆渡——快”，赞扬了旧时海河大光明摆渡最先使用机器渡船，渡河速度显著提高。“老乡逛洋灯——哪来的这股邪火”，描摹十九世纪后期，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初来天津的农民，看到灯头朝下也能如此明亮，觉得十分稀罕，经常三五一伙儿到天津的马路上看路灯，市民便戏称他们是“逛洋灯的”。以上这些天津俏皮话都是对旧时天津卫社会生活的生动展现。
工艺非遗
城市文化的赓续传承
天津民间工艺种类繁多，地域特色浓郁，孕育出被誉为民间艺术三绝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等。这些民间工艺既承袭了传统文脉的雅正格调，又吸纳了市井文化的鲜活气息，形成兼具文人意趣与民间活力的艺术生态。
杨柳青年画在技法上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又借鉴了明代木版画以及戏剧舞台的艺术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自己鲜明活泼的艺术风格。杨柳青年画的多元融合还表现在内容的不断丰富方面，以民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岁时年俗、四时生活、祈福纳祥、风景名胜等，体现了民间年画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戏出年画为千家万户增添了文化色彩，人们从中获取历史知识，满足常年看戏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念通过这些贴在墙壁上的作品得以世代相传。在充分展现传统民俗内容的同时，杨柳青年画与时俱进，将时事内容融入题材之中，使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始终充满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天津开埠后，大量的新鲜事物涌入杨柳青年画画师的视野，他们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再现了天津人市井生活的变化。《新刻天津紫竹林跑自行洋车》的画面上，洋楼林立的紫竹林租界街头，三名青年男女在表演单人和双人车技，旁边既有西装革履的洋人指手画脚，叹为奇观，又有中国男女老少聚众围观，不断喝彩，使我们形象地了解到旧时租界的生活场景。进入新时代，海河成为天津最为亮丽的景观，新一代杨柳青年画的画师们，又创作了以海河为背景的长卷《海河绘》，从“天津之眼”摩天轮一直画到天津港，技法的融合与题材的不断丰富，在彰显杨柳青年画多元融合、雅俗相生的艺术特色的同时，保证了不断发展、创新的艺术生命力。
泥人张将舞台上的戏曲人物，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与明快的色彩对比，转化为市井生活生动切片的同时，也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了天津普通市民的生活画卷，《吹糖人》《卖糖者》《编织女工》等经典作品都表现了天津的市井生活。天津的风筝、风葫芦、砖雕等工艺美术在保持对宫廷艺术精妙摹写的同时，又有市井百姓的生存智慧，在多元文化的交融、雅与俗的和谐相生中，体现了天津工匠对传统工艺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凸显了天津工艺美术的艺术创造力与生命力，其艺术作品蜚声海内外，成为津派文化亮丽的非遗名片。
民间文艺
市井文脉的活态载体
津派民间文艺也呈现多元融合、雅俗同构的独特魅力。作为市井文脉的活态载体，民间文艺这种雅俗互渗的特质在曲艺领域体现得尤为典型。天津被赞誉为“相声窝子”，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天津相声名家有李德鍚、张寿臣、马三立、常宝堃、侯宝林等。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天津舞台上的著名相声演员还有苏文茂、刘文亨、高英培、马志明、李伯祥、魏文亮等。天津相声界人才辈出与津派民俗文化，与天津方言的滋润是分不开的。在津派相声语言中，妙在将《世说新语》式的机锋辩对融入码头工人的插科打诨。“文哏”善于化用诗文典故，“子母哏”长于市井谐谑，“贯口”昭示天津方言语汇的丰赡精美，在嬉笑怒骂中完成了文人智慧的民间转译。天津人都是听着相声长大的，形成津派文化“全民幽默”的特点。天津人能说善谈，一张嘴就是包袱，一开讲就是段子，乐乐呵呵地把日子化为段子，也使天津成为中国最富幽默气息的城市之一。
京韵大鼓将子弟书词的清雅格律与天津方言的生动俚俗熔于一炉。天津时调将随漕运传入天津的各地民歌小调创造性地融为一体，使之成为独具天津特色的说唱艺术。天津的说唱艺人还依托天津时调中的“大数子”，以天津方言土语为基础，制造俏皮的包袱，形成了脍炙人口的天津快板儿。在书场茶社中培植文人意趣、淬炼艺术高度的创作范式，实为天津这座文化重镇的美学注脚，既有对庙堂艺术的虔敬摹写，又有对江湖智慧的鲜活吸纳，在相声双簧的戏谑中，在檀板弦乐的律动间，构筑“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济相生的民间文化。天津观众艺术鉴赏素养深厚，且无地域偏见，凡是优秀的艺术都能接受，并予以热情鼓励。因而，天津舞台成为各曲种磨砺、成熟、融合、借鉴、升华的艺苑宝地。
市民阶层
多源民俗的相济互补
一百多年前的天津城市空间分为三大板块，即传统城区、租界街区和河北新区。传统城区风格古朴，其内涵是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再现；租界街区风格新颖多样，是外来文化的典型呈现；而河北新区展现出城市规划的前瞻性，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理念。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阶层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多源民俗的相济互补。
近代天津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小洋楼和旧庭院杂陈，大银行和官银号并立，寺庙和教堂共存，看京戏、听大鼓的与欣赏新派话剧、交响乐的各得其乐，饮茶的与喝咖啡的互不相干，西装革履和便服旗袍同穿，南北大菜与西餐皆盛，华洋共处，南北融合，雅俗共存，已渗入天津人的日常生活。
天津在文化交汇、中西交流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性格，产生了多源的民俗。徜徉在天津街头，可感受到弥漫的从容不迫的艺术风情，既有西洋格调的浪漫，又有相声快板儿的诙谐。这里生活恬淡，经贸发达，民风淳朴，和谐宜居。
广博的民俗文化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民俗也是天津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人讲究吃，舍得吃，善于吃。“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就道出其独特的民俗个性。天津烹饪擅长将齐鲁、江淮及北方游牧风味的饮食与本地食材、食俗融为一体，形成了以河海两鲜为主、以咸鲜为基本口味的饮食特色。在这里既有“下里巴人”的风味小吃，又有“阳春白雪”的上等宴席。
津派民俗文化研究具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先贤如陆文郁、李世瑜、顾道馨、张仲等先生道夫先路，功勋卓著。后世学者将踵武前贤，将传统研究范式与现代大数据相结合、将AI技术与民俗传承相融合，在动态平衡中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津派民俗文化将伴随“河海津韵”的时代旋律，承古启新，开创未来。
（作者谭汝为、赵华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