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抬高，抛盘时手腕发力，从下面画圆……”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排练厅里，洪亮宽厚的手掌在空中划出一道硬朗的弧线。这道弧线，浓缩了他与河北梆子相伴的三十年——从固安农村的土戏台，到天津的专业剧场；从满脸稚气的学徒，到身兼演员与舞台监督的“顶梁柱”，他的人生早已与这高亢激越的梆子腔紧紧缠绕。

“戏曲带我走出乡村”

1995年，9岁的洪亮被父母送到固安县一所私人戏校，“学门手艺养家”是最初的想法。封闭管理的前两个月，他每晚都躲在被窝里哭。一年后，他第一次随校下乡演出，上台前既紧张又害怕，但锣鼓点一响，浑身便充满了劲。“那是第一次，我觉得戏里有光。”他回忆道。

随校演出一年多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时隔多年恢复招生，洪亮被选中。他说：“离家来津的那天我永生难忘。”洪亮父亲本打算乘长途汽车送他去学校，但车上没有空座，只能把行李往车上一甩，让他和同去的小伙伴一家走。到校后，8人间宿舍里都是家人送别的温馨场面，只有洪亮独自插上IC卡和母亲报平安。“我也不敢多说，怕哭出来让她担心。”说起往事，他的眼圈微微发红。

接下来的六年，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清晨6点练功，上午文化课，下午练身段、唱腔，晚上排戏。一次练习两米高台后空翻，因为恐高，洪亮脑袋一片空白，直接摔下高台。“毫不夸张，就像动画片里看到的一样，我头上肉眼可见地肿起一个大包。”洪亮笑着摸了摸头顶，那里仍有一道浅疤。

“离开舞台，啥也不是”

毕业后，洪亮进入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却正逢行业低谷。那时一个月最多演三四场，扣除保险，工资只剩一千多元。为维持生计，他和同事去夜市摆摊卖包，摆货时间比卖货时间还长，面对顾客也不会谈价，不仅没赚钱还亏了本；在演出之余开网约车，因错过了补贴高峰期，只能赚得一点生活费；商场开业，他扮小丑编气球、演孙悟空……“最尴尬的一次，在水晶宫饭店某公司年会上穿着破旧的小丑服表演，被主办方嫌弃，赶了出来。”洪亮苦笑，“当时还碰到了熟人，幸好化着装，勉强搪塞过去，连真名都不敢说。”

更让他陷入迷茫的是工作中的困境。刚担任演员队队长时，他因性子直、要求严，常与队员产生摩擦，“队员的不配合，一度让我进剧院门就头疼，甚至想放弃”。此后剧团人事调整，他经历了三年工作“空档期”，为了养家，他去校外教孩子唱戏，去电视台做戏曲编导，收入虽然比剧团高，却始终心系舞台。洪亮低头摩挲着因常年练功生茧的手掌：“我出身农家，除了戏曲，啥也不会。离开这方舞台，啥也不是。”最终在老领导的鼓励下他回归剧团，并肩负起舞台监督工作。

“多做一点，多一分希望”

如今的洪亮对戏曲有了更深的理解。“传统戏曲是‘慢熟品’，以前觉得武戏翻得高、表情夸张就是好，现在才明白，戏的魂在细节里。一个眼神、一次甩袖，就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他拿起《打金枝》的剧本举例，“你看这个‘觑’字，唐王斜着眼瞧、眯眼看，演法不同，意思也不同。”谈起这些，他眼里闪着光，“这就是戏曲的魅力，越学越深，越品越有味道。”

谈及现状，他也直面行业挑战。“现在戏曲观众以中老年人为主，存在断档问题。最惨的一次，是前两年送戏下乡，设备都支好了，只来了三四个人。”他理解，在快时代里品慢艺术不容易，但他仍在积极探索“守正创新”之路——进校园用武戏吸引孩子，进社区演文戏服务老人，尝试融入声光电现代技术。“破圈很难，但多做一点，就多一分希望。”他说。

排练厅里，梆子声再度响起，高亢悠长，一如他的名字。这声音里，有他三十年的扎根与守望，也承载着无数戏曲人守护的文化根脉。

记者手记

采访洪亮的这天是他再寻常不过的一天。早上8点到排练厅指导《通天犀》排练，中午随便吃上一口，开始和导演商讨“和平杯小票友”颁奖典礼节目流程和走位，与麒麟剧社的演职人员探讨京剧《一仆二主》的动作要领，与年轻演员一同走台、示范。直到深夜十点多，他才踏上归途。

早出晚归是常态，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妻子曾有怨言，他便带她来剧团，“让她看看我不是瞎忙，是在做有意义的事。”偶尔得闲，他会教两个孩子压腿、唱几段梆子腔，“我不要求他们一定入行，但得知道这宝贝。”

临别前，洪亮拿起大刀，一段“大刀下场花”干净利落。刀光闪动间，仿佛看见梆子艺术生生不息的脉络——老一辈逐渐隐退，新一辈正在成长。而他这一代人，恰如一座桥，连接着深厚的传统，也通向充满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