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考古发掘区正射影像（上为北）
出土兽面纹瓦当
出土凤鸟
出土重唇板瓦
出土凤鸟
出土瓷盏
记者昨日获悉，武清区河西务镇十四仓遗址考古工作在2025年取得了新进展。
十四仓遗址位于武清区河西务镇，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25年9月至12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对十四仓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
2025年度考古发掘主要揭露2座元代建筑基址局部，清理元代灰坑3个、沟4条、碎砖瓦坑2个和大量元代建筑废弃堆积，以及清代及以后墓葬40座。在元代基址下发现有大量战汉时期文化堆积。
考古发掘在既往十四仓遗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对2024年重点工作确认的南仓村南漕仓院落西南进行重点发掘，基本明确了两座仓廒基址的始建年代和平面布局，实证两座仓廒共用同一台基，为探讨整个漕仓院落的营建次第提供了重要依据。由排水口和环沟等遗迹组成的仓院外围排水设施的发现，丰富了对于漕仓院落附属设施的认识。发掘出土数量较为丰富的元代建筑饰（瓦）件，包括鸱吻、脊兽、嫔伽、行什、凤鸟、兽面纹瓦当、重唇板瓦、筒瓦、板瓦、垒脊瓦等，品类、形制多样，为研究元代官式建筑的规制标准和瓦作技艺以及建筑复原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参照。
据介绍，2025年度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是通过考古工作在整组漕仓院落外围的西、南两侧均发现有形制规整、体量较大的环濠分布线索，从而表明漕仓院落外围不存在围墙，这对系统性认识元代漕仓院落规模与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考古新发现的战汉和魏晋时期遗存，填补了区域考古遗存编年的空白；清代墓葬的发掘，深化了天津运河沿岸明清时期丧葬习俗的认识。
近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天津市政府参事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聊城大学等考古历史领域专家在实地考察考古发掘现场、观摩发掘出土器物、听取发掘情况汇报、审查发掘资料、充分质询与讨论后，一致认为十四仓遗址2025年的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的系统性认识。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表示，将结合考古工作规划和专家意见建议，秉持大考古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理念，进一步搞清正在发掘的漕仓院落（包括外围设施）的布局结构，同时重点寻找院落外围古河道、码头、道路等遗址要素及其间的关系，将十四仓考古继续向前推进。
解读三个关键词
作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十四仓遗址考古项目的执行负责人，尹承龙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四仓遗址是以大运河为依托，由北运河、引河、人工水体（湖泊）、道路、漕仓、沉船等各类相互关联遗迹构成的大型国家漕运仓储系统。之前只是通过文献记载获知十四仓有官制粮仓，2024年首次发现粮仓建筑及相关文物遗存，意义重大。”
昨日，尹承龙再次接受记者采访，解读了去年十四仓遗址考古的几个关键词。
“环濠”是干嘛用的？
作为去年十四仓遗址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漕仓院落外围西、南两侧初步勘探出形制规整、体积较大的环濠分布迹象。尹承龙告诉记者，此次发现的环濠宽度约20米，深度超过2.5米。
“环濠可以具备多重功能，十四仓的环濠应该具有防御或安全保卫作用，它的规模能允许船只通行，可能与运河粮食运输至仓廪的路径相关。”尹承龙还表示，这一大型环濠并非仅围绕单一仓院，而是包围着更大区域，内含多个仓库。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明确其范围将有助于揭示整个仓群的分布结构。
元代版“脊兽”都有啥？
“五脊六兽”是中国宫殿式建筑构造，此次十四仓发掘出土的元代建筑饰件非常丰富，如鸱吻、嫔伽、行什、凤鸟等，与明清建筑常见的“五脊六兽”有所不同，体现了元代官式建筑的规制标准。
据了解，这些建筑上的“仙人”和脊兽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鸱吻”是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陶制装饰物；“行什”也是脊兽之一，因排行第十而得名。而“嫔伽”的名称出自宋《营造法式》，为宋式建筑屋脊装饰构件，位于戗脊最前端，为人物造型。“嫔伽位于屋脊最前端，在宋元时比较盛行，从明初开始，嫔伽就被仙人骑凤的装饰物替代了。”尹承龙告诉记者。
埋在漕仓下的“战汉文化”
尹承龙表示，此次在发掘漕仓的过程中，在晚期墓和解剖后壁面上观察到早于元代的战汉、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发现的砖室墓，经勘探可知是带左右侧室的前后室墓，体量较大。“此前从没有发现如此早期的遗迹”。但他表示：“由于上层元代漕仓原址需要保护，因此不能为发掘下层遗存而破坏现存的重要结构。”
尹承龙推测，这一遗存说明在战汉和魏晋时期，区域周围可能存在大型聚落，极大地延伸了河西务的历史轴线。
新闻背景
2024年9月至12月，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对十四仓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完整揭露出1座元代漕仓仓廒建筑基址，并通过重点考古勘探确认一组由12座建筑基址组成的漕仓院落遗址。专家一致认为，本次发现是国内首次发掘出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是中国大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可见证中华文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特征。
据考证，该建筑始建于元代，毁弃于明代早中期。根据发掘揭露的建筑基址的形制尺寸、营造方式、类型特征，科技考古手段在元代文化堆积内获取的水稻、小麦植硅体，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该组建筑为元代官制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