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奇画像

毕鸣岐（前排左二）参加外事活动。

从黄河三角洲的山东利津故土，到渤海湾畔的津门大地，数百里的距离，隔不断齐鲁儿女逐梦的脚步。在历史长河中，张志奇、石敬亭、毕鸣岐三位利津人，带着家乡赋予的淳朴底色与坚韧品格，在天津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异乡土地上，分别在官场、军界、实业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张志奇： 津城官场“清风使者”

在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间的天津官场，张志奇就像一股澄澈的溪流，在利益交织的浊流中坚守本心，以“清廉如水”的操守，为津门百姓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屏障。

彼时的天津，凭借京畿门户与漕运枢纽的特殊地位，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重镇，商贾往来频繁，财富流动密集，这样的“肥缺”之地，对许多贪腐官员而言是敛财的绝佳机会。可张志奇上任之初，便给自己立下了“不贪一钱、不徇一私”的规矩。

真正让张志奇的清廉之名传遍津门的，是他拒绝盐商贿赂的故事。当时海河以东的万余百姓，世代以扫卖土盐为生，这粗盐品质虽不及官盐，却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唯一依靠。有位富商看中了土盐市场的利润，企图通过贿赂张志奇获得垄断权，将土盐加工后高价售卖。一天，富商带着装满黄金的锦盒来到官邸，言辞恳切地说：“大人若肯通融，日后这天津盐市的利润，咱们二一添作五。”张志奇看着眼前的黄金，面色平静却语气坚定：“吾虽愚，岂以千金易万人诅咒乎？”他不仅当场退回了黄金，还立刻上书朝廷，陈述垄断土盐对百姓的危害，最终阻止了富商的图谋。消息传到民间，百姓们纷纷奔走相告，甚至有人自发为张志奇立起了“爱民如子”的木牌，而他却将木牌撤下，坦言：“我只是做了为官者该做的事，不必如此张扬。”

乾隆八年，天津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连绵的暴雨冲垮了堤坝，淹没了农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只能躲在高地的窝棚里，靠啃树皮、喝泥水度日。朝廷紧急从通州调拨五十万石粮食赈灾，这个重任落在了张志奇肩上。面对如此庞大的物资与混乱的局面，有人劝他：“大人只需坐镇衙门，让下属去分发粮食即可，何必亲自奔波？”可张志奇深知，赈灾粮是百姓的救命粮，稍有差池，便会酿成大祸。他当即带上账本与随从，冒着大雨奔赴灾区。

除了分发粮食，张志奇更担心百姓因绝望而逃离家乡。他看到不少百姓背着行囊准备逃荒，便主动上前劝说。有位老人哭着说：“大人，家都没了，不逃荒还能怎么办？”张志奇蹲下身，握着老人的手说：“老人家，房子塌了可以再建，田地淹了可以再种，只要人在，家就还在。朝廷会帮咱们修堤坝、补农田，我也会一直在这里陪着大家。”他还组织工匠为百姓搭建临时住所，发放棉衣，甚至亲自带领百姓疏通河道。在他的安抚与带领下，原本打算逃荒的百姓纷纷留了下来，齐心协力开展灾后重建。当第一片新苗在田间冒出嫩芽时，百姓们拉着张志奇的手，眼中满是感激的泪水。此刻的天津，早已不是张志奇仕途上的一个站点，而是他用真心守护的“家”，这里的百姓，就是他牵挂的“家人”。

石敬亭：津门抗战“铁血教头”

石敬亭出生于利津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他自幼便在《论语》《孟子》的熏陶下长大，养成了沉稳坚毅的性格。可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让他意识到，仅靠书本无法拯救国家。1905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山东新军，从此踏上了军旅之路。

1933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逼近华北，察绥地区局势危急。冯玉祥决定组建察绥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军的侵略，而石敬亭则成了这场抗日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当时，天津作为华北的重要城市，既受日军威胁，又有爱国力量潜伏，成了谋划抗日的理想之地。石敬亭将自己在天津的住所作为秘密联络点，每当夜幕降临，鹿钟麟、李德全等爱国志士便会悄悄来到这里。灯光下，他们围坐在桌前，分析战局、制定策略、筹集物资。为了避免引起日军与汉奸的注意，他们每次开会都会拉上窗帘，压低声音，甚至在门口安排专人放哨。石敬亭常常说：“咱们在这里多谋划一分，前线的将士就多一分胜算，百姓就多一分安全。”

在谋划抗日同盟军组建的同时，石敬亭还利用天津周边的训练场地，开展军事训练，为抗日培养后备力量。他的训练方法极具特色，不仅注重士兵的战术技能，更强调精神意志的磨砺。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会来到训练场，亲自示范刺杀、射击、行军等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做到极致。有一次，一名士兵在刺杀训练中动作不标准，石敬亭便手把手教他，直到他掌握要领。他对士兵们说：“在战场上，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只有平时练得扎实，战时才能少流血、多杀敌。”

除了战术训练，石敬亭更关心士兵的生活。在一次阅兵中，他看到士兵们鞋子沾满泥土，便让他们脱下鞋袜检查，发现不少士兵的脚上布满了冻疮与伤口。他当即叫来部队长官，严厉批评道：“拿破仑曾说，军人宗旨在战斗，战斗之胜在脚。你们看看士兵的脚，这样的脚怎么能行军打仗？怎么能保家卫国？”随后，他立刻下令为士兵们发放新的鞋袜与冻疮药，并要求长官定期检查士兵的生活状况。还有一次，在观摩演习后，他发现卫生队没有跟随部队行动，便质问卫生队队长：“演习就是模拟战场，战场上难免有伤亡，卫生队不跟在身边，士兵受伤了怎么办？难道要让他们流血牺牲吗？”在他的要求下，卫生队建立了随队救护制度，确保士兵在受伤后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1933年5月，察绥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石敬亭任南路总指挥。在他的带领下，同盟军将士们英勇作战，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沽源四县，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天津，作为这场抗日运动的“策源地”，见证了石敬亭与爱国志士们的热血与决心。对石敬亭而言，天津不仅是他谋划抗日的“据点”，更是他心中的“热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他保家卫国的壮志，每一个支持抗日的百姓，都是他前进的动力。

毕鸣岐：沽上实业“振兴舵手”

毕鸣岐出生于利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靠行医开药铺勉强维持生计。尽管家境艰难，父母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拼尽全力供他读书。9岁时，他进入私塾学习，1917年，因天赋出众被济南天主教会选入德育师范学校，后转入济宁中西中学。在中西中学，他接触到了德语与西方文化，这为他日后从事外贸事业埋下了伏笔。1925年，毕鸣岐中学毕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选择进入商界，先后在济南德孚洋行、沈阳挪威洋行等外企担任翻译与职员。

1934年，毕鸣岐来到天津，出任孔士洋行华人经理。当时的天津，外资洋行垄断了大部分进出口贸易，民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毕鸣岐在工作中发现，洋行经营的五金、化工原料等产品在市场上需求旺盛，而中国企业却因技术与资金不足，难以与之竞争。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在孔士洋行任职期间，他一方面努力工作，积累资本；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天津的民族资本家，探讨合作的可能。他常常说：“咱们中国人不缺智慧，也不缺干劲，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在工商界闯出一片天。”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毕鸣岐看到了民族实业发展的希望。他果断收购了孔士洋行的存货，创办了华甡贸易行，终于实现了“自立门户”的梦想。为了提升贸易行的竞争力，他大胆创新，不仅沿用了洋行的先进管理经验，还雇用了原洋行的外籍职员。在他的带领下，华甡贸易行迅速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从五金、化工原料扩展到农牧产品进出口，成为天津民族贸易企业中的佼佼者。

1949年，天津解放，毕鸣岐看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曙光。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先后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新成造纸厂等企业。其中，新民化工厂的创办颇具挑战性。当时，国内染料生产技术落后，大部分染料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毕鸣岐决定攻克这一难题，他聘请了一批化工专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新民化工厂终于成功生产出“直接棕G”染料，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在质量上达到了国际水平。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毕鸣岐积极投身爱国运动。他带头捐献飞机一架，并动员天津工商界人士共同捐献，最终为前线筹集了五架飞机的资金。他还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亲赴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1954年，他率先申请将新民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天津市首批合营企业之一。1956年全行业合营后，他出任中国畜产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为天津的外贸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他对天津是热爱的。他常常对家人说：“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与奋斗。”1971年，毕鸣岐离世，他的“实业报国”精神永远留在了天津的土地上。

从张志奇的清廉为官，到石敬亭的铁血抗日，再到毕鸣岐的实业振兴，三位利津人在天津的人生轨迹虽不相同，却都诠释了“他乡作故乡”的深刻内涵。他们带着利津人的坚韧与担当，在天津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奉献热血，不仅为天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更用一生的传奇，书写了齐鲁儿女与津门大地的深厚情谊。（文图/李俊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