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冯骥才、蒋子龙、林希等作家以天津地域文化和民俗传统为内容创作的津味小说为中国文学勾勒了最为典型的“天津形象”，那么来自西方的探险家、旅行家、商人、冒险家、学者、官员、小说家、诗人则丰富了“天津印象”的世界性想象，为中国城市形象的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这些“他者”的言说和描绘既“描述了现实，也勾画了理想”。

2004年，天津市意大利风情区马可·波罗广场的修建工作全部完成，这座历经百年风雨、蕴含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场以新的面貌重新回归大众视野。马可·波罗广场占地2200平方米，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原意大利租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大利公使嘎里纳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签订协议，计划从1908年至1916年历时八年建成一座意式花园别墅住宅建筑群，马可·波罗广场便随着这一意大利租界的规划开辟而成。

马可·波罗广场的真正建成是在1924年。“一战”过后，各种纪念在战争中阵亡士兵的纪念碑和雕塑林立而出，雕塑艺术风靡西方国家，同时也波及了意租界所在地天津。1923年，由意大利著名雕塑家朱塞佩·博尼设计的和平女神像途经上海，运抵天津。雕像上的女神手持宝剑，展翅欲飞，位于高13.6米的科林斯石柱顶端，以胜利女神维多利亚为最初的设计原型。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科林斯石柱上的雕塑被日军尽数拆毁，石柱也随后被窃。2002年，天津市政府根据历史资料重修意大利风情区，对广场进行了复原，重建后的雕像化身为和平女神，手拿橄榄枝，两翼舒展，充分展示出了“友谊和平”的永恒主题。

有关马可·波罗是否到访过天津，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游历线路看，马可·波罗并未到达过天津，但其游记第二卷第130章的记载为他的到访提供了些许例证。“取一种极咸之土，聚之为丘，泼水于上，俾浸至底，然后取此出土之水，置于大铁锅中煮之，煮后俟其冷，结而为盐，粒细而色白，运贩于附近诸州，因获大利。”此段落是对制盐场景的描述，与元代时长芦（今河北省沧州市）盐政的情况相近，此外，文中所提“强格路城”的意大利文在发音上与中文的“长芦”相似，由此或可以推断马可·波罗曾到访过河北省和天津沿海地区。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乔纳森·斯彭斯所著《利玛窦传》记载，利玛窦经运河往返于北京和南京之间，其间多次路过天津。在他惊讶于运河上“几乎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成千上万艘船只”的同时，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明王朝的生活化场景和其统治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际遇，1598年夏天，“在天津附近，他看见了挤塞在河中的成千条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这些礼仪般的军威阵容与炫耀式的陈列，常常有些过分严肃庄重，并超过它的实战威力”。在这里，古老东方的军威展示已不再令西方人惊奇和羡慕，利玛窦在同时代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誉中看到了中国军事虚弱的本质，由此发出了西方视角下天津形象转变的先声。

1792年，为促成与中国各口岸的贸易协定，马戛尔尼带团访华，在访华游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随访者斯当东详细记述了船队行驶大沽附近的情形：天津位于“两河的汇流，是中国北方几省的商业中心。天津知府衙门建在河流汇合地点的一块突出的盆地上，俯临河上往来航行的大小船只。有些船只在内河往来运输，而不穿行白河口上的沙洲。”“坐在船上航过天津，感觉这个商埠非常之大，有些观察家认为天津的长度相当于伦敦。”在外国使团的眼中，天津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

如果说18世纪前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充满诱惑力的魔幻之都，那么18世纪末当欧洲开始工业革命，美好中国的形象随着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为落后和停滞的代名词。在雷穆森编撰的《天津插图本史纲》一书中，开埠伊始的天津一度被外国人视为中国“最肮脏最骚乱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不过这一形象并未持续很久，天津率先于全国步入近代化，从1870年开始，外国商人陆续到租界建立商号，“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这样的转变让天津变为一个如同西方城市模型的优良通商口岸。

从马可·波罗开始，众多旅行家、商人、冒险家、小说家和诗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形塑着天津的形象。从对长芦制盐业的夸赞，到繁盛的码头景象，再到后来的“野蛮之地”和“天堂之滨”，作为西方中国形象研究的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的天津形象经历了从幼稚渐趋成熟、从继承到颠覆的复杂演变。天津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历着嬗变。这一集体心理原型似乎在西方的权力话语中不断印证着古老的东方想象，表现着西方人构想他者形象的方式。天津形象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转变，也显示了世界文学观念的变化，时过境迁，天津俨然是一座现代化都市，以其为代表的东方形象不再是西方人脑中旧有幻想的替代品，而成为其反思自我的参照，在21世纪与他们一起形塑着这个世界。（作者：曲慧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