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2月23日为天津城市的建城纪念日，依据是《明太宗实录》卷三六的记载：“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上，封建时代对帝王的尊称，指明成祖朱棣。设天津卫，筑天津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大运筹，这是其中一项具体安排。谋划并非一日，甚至先已运作卫城的修筑；然而，正式发布旨令，是在实录记载的这天。这一天，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公历1404年12月23日。

　　城史满十个甲子，那个庆典之年，天津人记住了12月23日。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明太宗实录》那条史料，记载了“天津”名称。至于意谓“天子渡口”，由永乐皇帝命名，上引文字却难说具有直接说服力。

　　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在弘治年间。朝臣程敏政《天津重修涌泉寺记》、大学士李东阳《创造天津卫城碑记》，两文言及：朱棣“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此外，程敏政来津，登上新建的北城门楼，有诗“忆昔文皇曾驻跸，父老相传到今日”，还涉及民间口碑资料。其时，距设卫建城已90年。

　　又过廿余载，正德年间，天津道胡文璧创修三卫志，写信向翰林院国史编修伦以训求序，有言“明永乐初，始赐今名，建三卫”；伦以训序文：“明永乐渡此，因赐嘉名，披草莱而立城，北迩京师，南扼千万里之通津，而东为溟海捍蔽矣。”其后35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天津南门外三官庙重修，刻了碑。此碑现为博物馆藏品，今人得见铭镌于石的记载：“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上引材料都是讲，直沽河流与明初一次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的关联及对胜利的纪念，被永乐皇帝嵌入“天津”这一名称。

　　大约是明代，天津为此建了纪念牌坊。牌坊选址北门外运河码头，匾额曰“龙飞”，曰“渡跸”，用词富有封建时代色彩。龙飞，帝王的兴起或即位，唐代刘知几《史通》：“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朱棣甫践大位，谋划迁都，设卫建津城。渡跸，单一个“渡”，平常；配以“跸”，不仅渡之水、行之路，双双齐备，并且醒人眼目，因为那是事关帝王行止的用字。明代天津人立龙飞渡跸坊，敬永乐有建树，也夸三卫之城。

　　明代地方志已失传。现存年代最早的康熙卫志，保存有龙飞渡跸坊记载，但用笔审慎。《天津卫志》卷一“志渡跸”，记载两条，于康熙的天津行大肆渲染，不惜笔墨，乃至不遗“命渔船打鱼，一网获鲤二尾”的细节；而另一条，“明文皇曾渡此”，仅仅六字而已，说的是朱棣。这部卫志记牌坊，数计三十，龙飞渡跸坊压轴。乾隆初年所修府志、县志，均记“龙飞渡跸坊，在北门外正马头河沿上”。时至道光，《津门保甲图说》绘北门外景物，已不见龙飞渡跸坊的踪影。

　　说起来，清取代明，改朝换代之后，那牌坊还能保存近百年，实属不易，全靠着津人对城市得名史话的不舍不弃。

　　印证那不易，举一例。明代时，户部天津分司汪必东赋诗《天津歌》，写到朱棣“重首津而名天”的命名：“惟真龙之渡江兮，自金陵而都朔。得形胜于要害兮，载神禹其开凿。重首津而名天兮，严矜喉之关钥。驱天厩熊虎之三军兮，临海隅而城柝。壮城堞百雉之巍峨兮……”这些讴歌朱棣得胜、设三卫、建津城的句子，乾隆四年《天津县志》刊载这首诗时，删掉了。

　　汪必东诗可以细读，“重首津而名天兮，严衿喉之关钥”句，重复朱棣“赐名说”，但和“天子的渡口”似有不同：看重近畿通津，名以“天”，推其重；与衿喉关钥讲京畿门户，两相呼应，是在说天津的区位重要性——恰如乾隆县志所记北门外馆驿楼双匾：“畿辅要津”和“津门重镇”。

　　关于天津城市的得名，“赐名说”自是主流，但其与“天津九星说”等诸种说法，其实并非互不相容、只可选一的关系。以“赐名说”主导，又有诸多说法相衬托，正可见“天津”嘉名之妙，是个含蕴丰富的地名。“天津”本是比津城历史更久的词。今人不必为强调“赐名说”，非要清除各种“杂音”，非得把永乐和他的谋臣文士，塑造成闭目塞听的、假装的苦思冥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