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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严复诞辰170周年。1880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学堂，于4月致函福建船政学堂，希望严复来津任教，同年8月，严复只身乘招商局轮船来到天津工作。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被毁、严复举家避难上海算起来，他在天津连续工作生活了整整20年。

　　“鼹饮津沽水，燕居二十春”，这二十年来，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海军军事教育转型的开拓者，还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著名的《天演论》就是他在津译著的。严复在哪翻译的《天演论》？他的寓所在哪儿？一直是天津文史学者关注、研究的一个论题。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根据1894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五）严复给陈宝琛写的信文：“从者如有赐覆，径寄津水师学堂或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字号后严公馆当不失也。”推定天津宫北大狮子胡同是严复在津故居所在地。2004年，根据严复在津后裔严孝潜先生提案建议，为纪念天津建城600周年，在天津古文化街建立“天演广场”并塑立严复纪念铜像。

　　随着《郑孝胥日记》和《夏曾佑日记》的出版，通过比对、还原，学者相继发现了“法界德威尼寓旁胡同”“法租界红楼后”“海大道德源里新居”等和严复有关的住址。有学者撰文指出，严复在津期间大部分时间住在原天津法租界的紫竹林，“津卫大狮胡同严公馆”的主人并非严复。

　　“津卫大狮胡同”是如何确认的？天津学者研究的“严复在津寓居轨迹”是什么？最近学界又发现了什么新线索？

　　寻找“津卫大狮胡同”

　　严复一生，从就读海军船政学堂到被派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舰艇专业；从回国任教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到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无疑是一名出色的海军科技专家、教育家。但清末“甲午海战”惨败，令严复认识到，民族危亡时刻，只有国人的思想改变了，才能救亡图存，所以他转而潜心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希望变法图强。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他在津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在天津工作生活，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对当时中国的进步与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1895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成出版后，轰动整个中国思想界，在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严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西学背景有关，也与他的生活圈子密不可分。天津文史学者一直研究其寓居天津的地址，正是对其进步思想形成环境的深入探究。

　　“‘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号后严公馆’，这是迄今见到严复在天津最早的住址。”这句话出自林开明先生发表在“今晚丛书”《严复与天津》中《严复居津寓所寻踪》一文。另据严孝潜先生介绍，“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号后严公馆”这条信息最早见于1986年出版的《严复集》第三册。书中对此信息的标注是：“据1975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在天津学界，普遍认为王翁如先生是最早根据“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号后严公馆”这条信息研究严复在津寓居地址的学者。张绍祖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介绍：“当时，王先生是从研究天津名人与地名的角度搜集到这个信息的，并将此信息与我分享，因为我们是邻居。”也正是王翁如先生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后，引发了天津文史学者在这个领域持续探究。

　　“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号后严公馆”这条地址信息，是严复在1894年10月给陈宝琛来往书信中出现的，并没有写在信封上。此信息包含了四个地名，分别是“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号”“严公馆”。林开明先生认为，“津卫”当是天津旧城。当时，“大狮胡同”一个在东门外宫北大街，一个在海河东岸的粮店街，“津卫大狮胡同”应该是前者。至于“大甡号”属于什么商号，林开明先生考证认为“应属一家老字号旅馆”，而“严公馆”是一民居（今已无存）。并根据严复所写此地址“当不失也”认定，“严复带着家眷居住在这里已经多年了”。

　　2003年8月27日，《今晚报》刊发一则消息——《严复在津故居遗址确认》，导语写道：“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严复，其在天津故居遗址昨日被初步确认，即在本市南开区古文化街大狮子胡同1号。严复在这里居住了整整20年，并翻译完成了赫胥黎的《天演论》。”2004年9月21日，天津北方网发布了《严复青铜铸像在古文化街落成》的消息。以上的媒体报道都可被认为是对“津卫大狮胡同”位于海河南岸的肯定。

　　在“今晚丛书”《严复与天津》一书中，张绍祖先生发表的文章《严复在津活动遗址》中写道：“1992年6月4日，笔者在天津文史研究馆向地方史专家王翁如先生请教严复在天津故居，老人对我十分肯定地讲，严复故居在东门外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其门口有狮子。”“王翁如对有人说严复故居在粮店街大狮子胡同予以否定，他从其长辈所传说和亲自考察认定严复故居在东门外。”张绍祖先生还在文中引证：“2004年7月，南开区政协文史委曾组织区政协委员拜访从1939年起就住在东门外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2号的鲍家驹老先生。鲍家驹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宫北大街和大狮子胡同交口的西南角，有一家小书店叫‘大甡’，面临宫北大街。1894年至1896年夏，严复在这个寓所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了整整影响几代人的《天演论》等名著。”

　　严复在津寓居轨迹

　　《严复在津故居遗址确认》的消息发布后，天津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如张绍祖先生所言：“调研天津扑朔迷离的严复旧居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认真研究考察严复在津活动遗址，有助于了解严复在津足迹，有助于挖掘天津历史文化，有助于开发天津文旅资源。”正是基于这个共同的文化信念，多年来，天津文史学者不断梳理严复在津寓居地址的线索，寻找严复在津译著《天演论》的环境与土壤。对严复研究深入的文史学者曲振明、严孝潜、张绍祖等陆续发表观点，主张对严复在津居住地的认知。

　　2018年5月，《今晚报》“天津卫”专刊连载了天津文史学者张诚撰写的《严复在天津住过哪儿》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严复在津寓居的轨迹。结合近年来天津文史学者的研究结果，可总结严复“二十年（1880—1900）在津寓所轨迹”如下：

　　1、水师营务处

　　严复初来天津筹建北洋水师学堂，未携家眷，住在学校，天津机器局内。

　　1883年，位于天津法租界紫竹林的北洋水师营务处（又名水师公所，现赤峰道东口与张自忠路相交的地方，后建为法国兵营）建成后，严复将母亲、夫人王氏和长子严璩接到此处（宿舍）居住。

　　1885年，郑孝胥来津办洋务时，最初也住在这里，与严复为邻居。根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885年6月22日）：“午后，去紫竹林五里停轮……至水师营务处见吕秋樵、罗稷臣。稷臣邀余移行李来，从之。稷臣意甚殷，所居（营务处）洋楼临大河，极轩豁，设榻焉。”吕秋樵即吕增祥，严复的亲家，时任水师营务处会办。罗稷臣即罗丰禄，福建同乡，时任水师营务处总办。从日记上看，郑孝胥到津住在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家（营务处楼上）。

　　郑孝胥住北洋水师营务处后，与邻居见面（23日）：“于秋樵室晤范亦鹤”“楼上晤杨颂岩（谢冰心的叔外祖父）”，24日，“雨。晤严幼陵（严复）”。由此可见，严复当时住在水师营务处，并与吕增祥、罗丰禄、杨颂岩为邻居。

　　1885年7月，严复回闽参加乡试，王夫人和大儿子留在天津，不料名落孙山，后于1885年11月与母亲一起回到天津，仍回北洋水师营务处（宿舍）同王夫人和儿子相聚。

　　2、法租界红楼后

　　郑孝胥在1885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同杨颂岩出步河堧，至幼陵（严复）新宅小坐。”说明严复当时搬入新居。但郑孝胥没写明严复“新宅”在什么地方，只写“出步河堧”。“河堧”即今张自忠路，表明严复新宅当在河堧外，具体地址不详。

　　1889年，严复因母亲病故回原籍，转年回津后在给四弟的信中说：“申江别后，即于十二日行抵天津，一路风浪平静。嫂氏及璋侄皆无眩晕，足慰廑念。沽河水淤，‘海晏’至白塘口，坐马车到紫竹林，暂顿吕亲家处。至十六日始移入新居，在法界德威尼寓旁胡同第一家，弟到津过访，无难问也。”

　　严复提到的这个德威尼寓，经文史学者张诚先生考证，是一座高楼，据清光绪十四年（1888）绘制的《天津城至紫竹林图》显示，位置在法租界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与葛公使路（今滨江道）拐角处，即今天津金融博物馆（原天津青年宫）所在地。德威尼寓大约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1920年后建成法国俱乐部（原天津青年宫）。

　　张诚先生解释，名为德威尼的这座楼毗邻水师营务处，在法租界很有名，故信中写有“无难问也”。严复刚搬新居，收信很困难，所以在信中提及，“烦海军公所会办吕秋樵大老爷转交”，说明原住地址和新地址吕增祥是知道的。

　　严复与王修植也是邻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曾佑到天津任育才馆总教习，十二月十五日到紫竹林后，住在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家。王修植家的位置，据夏曾佑致汪康年信中言：“近已将报馆之席辞去，移居王菀生家，惠书寄红楼后可也”。张诚先生认为，这里的红楼后位于法租界紫竹林，是个泛指的地名。从当时地图上看，包括德威尼寓旁胡同所在区域。夏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又言，“到津之后，幸遇幼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可见严复、王修植、吕增祥住得都不远。

　　1897年5月，沙皇俄国派遣特使乌赫托木斯基到中国访问，答谢李鸿章赴俄庆祝沙皇加冕典礼。5月18日，特使抵达紫竹林，下榻于海军公所。为欢迎特使到来，中方曾鸣礼炮以示隆重。此时住在红楼后的严复，正在家中伏案写作。“是日，俄罗斯使人至紫竹林，以海军公所为邸，吾于案上闻炮声，知其至也。”张绍祖先生在查找天津俄文馆资料时曾注意到这句话，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严复当时在宫北的大狮子胡同住，一定是听不到这里的炮声，两地距离太过遥远。”

　　3、暂住德源里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十五日夜，严复邻居失火殃及他家。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谈道：“月之望夜，东邻不戒于火，弟适在局，举家雌弱，几被六丁取去。幸亲友扑救者多，昨于乱书检出，差喜瓦全。不然，数载苦心，一炬尽矣！居室半毁，不堪更住，刻已移住海大道德源里新居。”这天严复不在家，是亲友帮助灭的火。夏曾佑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夜，邻家火发，为之抢攘者半夜。”这场与严复信件相吻合的大火说明，严家失火的地点在紫竹林红楼后，而且夏曾佑是知道的。由于严家书籍等物品较多，“为之抢攘者半夜”。由于“居室半毁”，严复搬到了海大道德源里。

　　2001年9月，张绍祖先生查看《天津市和平区地名录》并实地考察后发现，和平区历史上有3个德源里，其中之一东起建设路，西为实口，长50米，现名建设路源茂里的德源里（唐山道和保定道之间）属于旧英租界，共有5个门牌，均为青砖二层小洋楼。具体几号曾是严复旧居尚未考证出。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前夕，严复从德源里离津迁居上海。

　　学界最新的观点

　　1、“严公馆”主人或许不是严复

　　2020年3月14日，天津文史学者曲振明先生在《今晚报》“天津卫”专刊首发《严复是住在宫北大狮子胡同吗？》的文章，根据《郑孝胥日记》和《夏曾佑日记》中的细节考证，对普遍公认的严复故居在宫北大狮子胡同提出质疑。2021年3月22日，也是在“天津卫”专刊，又首发《“严公馆”主人或许不是严复》的文章，首度提出“严公馆是个前店后宅的商人之家，其主人也许是严蕉铭”“大甡号或许是严蕉铭的商号”的推测。

　　曲振明先生认为，按照清朝的制度，“官员由中央选举任用，由政府支付俸禄，实行任期制和退休制。官员在任职期间，由政府提供官宅。官员不任职就不能居住官宅”。还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严复住在宫北大街一个商铺云集、频发火灾的地方不合情理；仔细品读“大狮胡同大甡字号后严公馆”，严公馆在字号后，显然这是前店后宅的商人之家，此人或许是浙江定海人严蕉铭。他初任上海英商旗昌洋行“福和”轮买办，1882年来到天津，历任顺全隆、禅臣、立兴洋行买办。作为浙江宁波商人的严蕉铭在天津颇具声望。与同为浙江人的王修植、夏曾佑十分熟悉。严蕉铭服务的洋行和住宅皆在宫北。1903年，严蕉铭辞去天津顺全隆洋行工作，同年6月7日的《大公报》刊登严蕉铭《急救喉症》广告，称其二十年前在福和轮任买办，得乘客给的治疗七十二种喉症的药方，“如患此症者祈至禅臣洋行或宫北福神街严寓，分送并开列药方”。福神街与大狮子胡同相邻，故判断“大甡字号后严公馆”即指严蕉铭的住宅。

　　2、 在紫竹林译著《天演论》

　　曲振明先生撰文指出，自1880年至1900年期间，严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紫竹林，在紫竹林完成《天演论》的译著，投身戊戌变法，创办《国闻报》，紫竹林是严复继天津水师学堂外的一处主要的活动地点。

　　从严复在津工作生活的轨迹研判，严复初来天津筹建学堂，先住在天津机器局内。后搬到了建好的位于“紫竹林租界”的北洋水师营务处（又名水师公所），并将母亲、王夫人和严璩接到此处居住。北洋水师营务处还住着郑孝胥、吕增祥（严复的亲家）、罗丰禄（严复的上级）、杨颂岩（谢冰心的叔外祖父）等邻居。光绪十五年（1889），严母陈氏去世，严复遂带王夫人和长子严璩归乡奔丧。这一年，严复升迁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回津时搬入新居，住在法租界德威尼寓旁胡同第一家。直到1899年严复邻居失火殃及他家，才搬到了海大道德源里暂住。

　　曲振明先生认为，严复所在的法租界紫竹林“红楼后”，官员多、名人多，是他进步思想萌发不可或缺的土壤与环境，对翻译《天演论》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后来，这里也成为清末维新派人物聚集的地方。1920年，严复为杭辛斋作《学易笔谈二集序》中说：“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于天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余与夏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与君任日报。顾余足迹未履馆门，相唔恒于菀生之寓庐。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从上文可见，王修植家是维新派人物聚集的场所。

　　3、邻家失火的是“袁公馆”

　　天津文史学者田晓东先生给笔者提供了一张图片，是1899年3月27日《国闻报》第三版一则《红楼后火》的消息：“老龙头法界内袁公馆，于十五夜八点钟时，煤油灯惹祸，霎时冒穿屋顶，旋即剔透玲珑，火焰十丈。幸英法工部局雨水龙竭力喷救，各水会亦相继而至，始得救息，计焚毁房屋十数间云。”按此时间计算，正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农历二月十五日。田晓东先生推测认为，此“袁公馆”的主人可能与袁世凯有关。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云：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每逢休假前一天，“既至天津，必诣王丈菀生家，期而会者钱塘孙丈慕韩、侯官严丈又陵、海宁杭丈辛斋也”。这些人的居所应该毗邻。

　　4、大甡号或许是“民信局”

　　文史学者尹树鹏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大甡号可能是民信局的字号。”民信局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一种私营商业性质的民间通信组织。其经营业务包括收寄信件、运送包裹、办理汇兑和传输银钱票据等，主要为商人服务，在商业繁荣的大城市首先开办，从沿海、沿江港口发展到内地。19世纪为民信业发展的最盛时期，全国民信局大小共有几千家。较大民信局一般在商业中心如上海、宁波、天津、广州、汉口等地开设总号，在各特定业务活动路线上设立分号。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后，对民信局进行控制、排挤和打击。许多地区的民信局纷纷歇业改行，余下的也是惨淡经营，业务逐步萎缩。尹树鹏先生认为，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标注的大狮胡同可能在海河东岸的粮店街，那里名人多、公馆多、规整气派的四合院多，因为漕粮运输、商业发达，民信组织一定很多。尹树鹏先生曾想通过民信局字号这个线索寻找大狮胡同的真实所在，但发现民信局因多属民间组织，所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很少，导致目前研究未取得实质进展。

　　图①严复在天津海大道德源里(今建设路源茂里)故居

　　图②严复创办的《国闻报》

　　图③严复像

　　图④天津古文化街的大狮子胡同

　　图⑤《赫胥黎天演论》1901年南京富文书局出版

　　图⑥《严复集》记录1894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五）严复给陈宝琛写的信文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