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庄河边的天兴永地毯厂老照片。

海京纺毛厂为即将来华飞行家林德伯制纪念地毯。

倪克洋行搬运的地毯。

大昌实业公司的广告。

　　地毯的概念，广义上泛指建筑内外地面上的软质覆盖物、铺垫物、铺设物，有着各种不同材质和工艺制作的产品，如真丝高级手工地毯、羊毛手工地毯、绳条毯等。而狭义上则是指手工栽绒地毯，常用羊毛、蚕丝、麻、棉等天然材料，采用手工织造而成。

　　人类使用地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为适应生存环境，模仿自然，用植物的杆、茎、藤、蔓、叶与兽皮等进行整理后铺垫。这种初级的整理工序，逐渐演变成为编织。据古文献记载，黄帝做“旃”（古“毡”字），即是以兽毛和麻混合织制而成的纺织品坐卧具。周朝已有专为天子制作毡子的工匠和官吏。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是中国毛纺织技术的成熟期。到东汉时期，中国的织毯技术中出现了栽绒织法。1404年设卫筑城的天津，为何能在近百年前，一跃成为中国地毯最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地呢？

　　华北地毯兴于北京

　　清朝中叶，地毯作为贡品，由当时善于织造的西北各省送至北京，得到朝廷的赏识，于是织毯工业在北京萌芽。还有一种说法称，清咸丰十年（1860），一位喇嘛为使贫民有一技之长，在北京报国寺设织毯习艺所，传授地毯织造技术，从而使地毯织造开枝蔓叶。

　　十九世纪末，中国地毯及其织造技艺得到西方各国的追捧。最初，一个侨居北京的德国人，购买了两块小毯，一块为毛织品，一块为丝织品，寄至柏林，赠与朋友，友人十分喜爱，赞扬备至。不久，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各国军队闯入宫廷及民宅，大肆掳掠，致使地毯输入欧美各国。此后，欧美两洲各国对于中国地毯的需求日益增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国地毯在圣路易国际博览会获得一等奖，声名远播，国际需求更盛。国内地毯工厂，便纷纷设立。据19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已有地毯工厂206家，从业工人6834人。

　　天津地毯借海远航

　　北京地毯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天津地毯业的崛起，原因是由于北京地毯运至天津出口，要担负京津间的运费，过程中还要缴纳各种税费，为减轻负担，很多工厂向天津迁移。据统计，至1930年，天津已有地毯工厂303家，产业工人11568人，织毯机器2749架。

　　按照国民政府工商部暂行工厂法给出的工厂定义，凡任用30人以上的制造厂所，即为合法之工厂。天津的地毯工厂中有105家符合标准，共用工人8519人，占地毯业工人总数的74%。其余198家共用工人3049人，占工人总数的26%，由于雇用工人较少，只可称之为“地毯作坊”。

　　从资本上看，外资开设的乾昌、倪克、海京三厂共180万元，其余中国人所办的工厂和作坊，其资本仅为20余万元，所以当时民族资本的地毯厂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无论是工厂还是作坊，在需求旺盛的市场条件下，发展势头很强劲。以天津地毯行业织机增长为例，1923年添置织机277架，1924年为376架，1925年252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按出产地域分类，当时的中国地毯有宁夏毯、包头毯、北京毯、天津毯及蒙藏毯五种。出口的方式分陆路和海路，海路口岸主要为天津、上海、胶州、安东等地。1912年至192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除1921年外，天津地毯出口量均居各地之首，第二位基本为上海。天津地毯出口量在全国的占比平均为80%以上，最高为1916年的94.1%，最低为1921年的25%（全国第二位）。出口目的地主要为美国、英国、日本。当然，天津出口的地毯并非全部为本地出产，北京地毯也基本从天津输出。

　　上下游产业链齐备

　　近代天津为中国羊毛出口的中心，是青海、甘肃、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热河、河北、山东等地羊毛产品的最大市场。各类羊毛，或以铁路，或以舟车运至天津，专为出口之用。所以，地毯工业集中于天津最大的原因为原料供给充足。

　　羊毛要织成毛线方能直接用于地毯的制作，当时的纺织手段分机器和手工两种。外资的工厂已实现了机器纺织，海京为天津用机器纺毛线的第一工厂，至1930年，其纺毛线锭数已达1500锭；另一家大厂倪克则后来居上，达到了2160锭。但天津出产的地毯总量中，为机制毛线制成的仅占10%，毛线主要形成方式还是手工纺制。

　　地毯工业的发展，使手工毛线源源不断地从羊毛产区运来，其中河北、山东两省占比最高。羊毛产区主要由农村妇女从事纺织工作，形成了分散型的家庭手工业，也是提高家庭收入的主要副业。纺织后的毛线送至集市，售与收买毛线的商人，或者由商人到农户家收购，最后集中运至京津一带。在天津，从事手工纺织毛线的妇女也很多，大多分布在河北和小刘庄一带，她们从工厂领取羊毛，纺成毛线后交回，赚取相应的工费。后来，才出现了大型毛纺厂，如东亚毛纺厂、仁立毛纺厂。

　　织造地毯的毛线需要染色，于是出现了华光、天津、合聚成、渤海、同盛大五家染房，专为各地毯厂的机制及手制毛线染色。其中华光、天津两家规模最大，每月可染毛线50吨，这也证明了当时天津地毯产量的巨大。

　　产业发达行业兴旺

　　地毯业的兴盛发展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包括工匠、学徒，还需要管理者、中间商，其中工匠和学徒基本为外来人口。1930年，社会调查机构从地毯工人中抽取354人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天津籍的仅10人。其余344人中，有326人来自河北省各县，15人来自山东，3人来自山西、察哈尔及辽宁。326个河北人中，126人来自武清、枣强、束鹿、深县、南宫5县。354个工人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44岁。其中17岁至29岁的332人，21岁至25岁之间的187人。可以看出，这些外来人口基本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随着产业进入天津，留在天津，为这里的城市发展充入了新鲜血液。

　　地毯厂、地毯作坊的生产需要厂房，雇用的工匠、学徒居住需要宿舍，这直接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大量工人的衣食住行，也直接拉动了第三产业发展。当时大量的作坊资本薄弱，基本是与商号订货后，由商号供给毛线，厂方仅需准备工具即可，所以房租、雇用工人的开支是主要成本。为实现资金周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向订货的买办预支部分货款。此外，不足部分则需向金融机构进行短期贷款，这也提升了城市金融业的活跃度。

　　组织协会抱团取暖

　　地毯出口的流程由商号（即进出口公司）下订单，工厂组织工人生产，这就形成了商号、工厂主、工人三个集群。

　　地毯生产企业为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于1923年底，成立了天津地毯同业协会，董事部共40人，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主要工作是为地毯工业规定工作标准，为各厂织工发给学成出师证明书，研究如何改善工人待遇以避免罢工发生，以及如何教育工人以谋求产业进步。

　　1927年初，国民政府准备对地毯业在百分之七点五的出口税之外，加征特税百分之十，于是造成地毯出口商罢市。地毯出口商为了自身利益，提议组织地毯出口商协会。8月，协会成立并正式通过组织法。按其组织法，该会目的为保护天津地毯出口商的利益，发展国内外地毯工业及代表出口商与当局接洽以去除各种障碍，提倡合作事业，解决各种争端。

　　1928年，天津的地毯产业工人成立了地毯工会，设分会七所，其会员约占全体地毯工人的15％。工会组织会员，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在针对海京、乾昌、美隆三厂的罢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最终均取得了胜利。

　　虽然天津有着众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地毯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百年前的内忧外患还是让这个产业举步维艰。一是由于政局动荡，民生凋敝，尤其是军阀混战，交通阻隔，导致原料无法进入，产品无法输出，同时伴生的还有金融动荡、苛捐杂税等因素阻碍；二是民族资本大部分为小规模作坊，不但不能彼此合作，而且互相倾轧，恶性竞争，危害整个行业；三是生产技术的落后。在纺线、染线等方面，西方已经开始工业化生产，而天津地毯仍依靠着传统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距离越来越大。

　　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地毯工业遭受了致命打击。抗战胜利后，生产能力已大不如前。据1946年的《河北省银行经济半月刊》载，截止到该年3月，天津重新恢复生产的地毯厂仅30余家。虽经各界同人齐心协力谋求发展，但在物价飞涨、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天津地毯业辉煌不再。

　　一九四九年后，天津地毯行业总结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在原有良好的行业基础上，继续依靠地域和经济优势，重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