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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第一次通漕开始，天津就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约有550余年与漕运关系密切。由此可见，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有重要意义。说天津是因漕运而生的城市，是运河载来的城市，是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有充分依据、当之无愧的！

一、漕运的兴起

漕，《说文解字·水部》释：“漕，水转谷也。”意为由水道转运、传输粮食之意，故衍生出漕运、漕粮、漕渠、漕政等词。历史上，漕运是国家行为，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师或接济军需，是国之第一要事，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北宋神宗时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一书“利源调度”篇中记载：漕运“秦伐匈奴，令天下飞刍挽粟，此漕运之始也”。然而，从清康乾时期学者顾栋高的记述中可以得知：（一）中国漕运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二）漕运正式兴起始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均因国都所在不同，漕运的目的地也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漕运路线。（三）为了维护政权稳固，历代统治者都不惜血本，倾物力、财力、民力，或凿山引水，或挑河修渠，使运道畅通。（四）漕运以水路为主，其中包括河漕和海漕；水路不通之处则以大车转运。由此可以看出“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其实，最早明确记载漕运之事的，应该是《左传》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当时晋国连年大旱，饥荒遍野，于是晋惠公派人到秦国借粮。秦国从都城雍（今宝鸡凤翔）用船载粮由渭河东下入黄河，再从黄河北上进入汾河，再转浍水到达晋国国都绛，此段水路长约六七百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关漕运的记载。

天津地区出现漕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当年曹操为征乌桓，在今天津地区周边开挖了两条运河，即平虏渠和泉州渠，用作运粮和运兵。

这是漕运第一次与天津发生交集。

到隋代，隋炀帝为开挖大运河，先于大业元年（605）开挖洛阳至扬州的通济渠；于大业“四年，又发河北诸郡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天下通利，南北转输”（《漕运通志》卷一）。隋炀帝开挖永济渠的目的是准备征高丽时运粮运兵的。《畿辅通志》“畿南河渠通论”中记载：渤海“潮汐所至，北抵杨村，南抵程官屯也，西过王庆坨，率二百余里皆淡水也”。杨村，即武清。由此可见古代武清以东、以南几乎还是低洼多水地区，因而隋代永济渠汇入这片多水之地而入海是大概率的。所以，隋代永济渠北达涿郡，是指涿郡所属河海交会之地。

这是漕运第二次与天津发生交集。

唐代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李世民发兵征高丽，据说其粮草补给就是通过漕运至天津后入海，运抵辽东。天津东丽区军粮城，据最新考证为唐代遗迹，但是否是唐代漕运存粮之地，还有待考古进一步证实。

金代自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北京后，为保证首都粮食供应，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粮食漕运输往北京。清代《直隶水道图说会典》记载：“南运河上源曰卫河，自河南东流入境……经河间府、天津府，合滹沱河而北，与北运河会；东由直沽入于海。”

金代卫河经柳口（今杨柳青）入海，有文献记载，柳口，即流口也，诸水入海之口。海壖即指这一带。由此可见，金代漕运是经过天津地区而进入北京的。金大定年以后，通州到直沽的潞河（今北运河）疏通后，输往金中都（今北京）的漕粮才由数万石逐年增加到百万石左右。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大概是漕粮输京最多的一年，从河北冀中运粮达百万石。金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靖海（即静海）、武清在漕河所经33县之列，并在武清县和柳口镇设立巡检。《金史》列传第四十一中记载：“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直沽寨的设立，是天津这片土地得名“直沽”之始。有研究者认为，直沽寨设于贞祐元年（1213），是年，成吉思汗率兵围攻金中都，故设直沽寨以加强防卫。

这是漕运与天津第三次发生交集。

二、元明时期漕运

到了元代，漕运再次与天津发生交集，但从此以后，天津在漕运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的交集、擦肩而过、站岗放哨，变为漕运重要枢纽，为天津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自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第一次通漕开始，天津就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约有550余年与漕运关系密切。由此可见，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有重要意义。说天津是因漕运而生的城市，是运河载来的城市，是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有充分依据、当之无愧的！

《元史·食货志一》载：“至元十九年（1282），巴延（伯颜，时任元代宰相）追忆海道载宋图籍运京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然航行海洋，沿山求嶴，风信失时，明年（至元二十年）始至直沽。”这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津第一次通漕的确切时间。这次通漕，罗璧等三人“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杨村，不数十日入京师”“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皇上大喜，“乃赐金虎符，进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由于京师粮食缺口很大，仅靠海漕难以保证京师需求，因此还有一部分漕粮仍然通过隋唐运河旧道，将江淮粮食运往北京。至元二十四年（1287），朝廷“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同年废除河漕。“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朝廷在天津武清县河西务设立了直沽海运米仓十四座，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统称为十四仓。直沽成为漕运贮粮重镇。

延佑三年（1316）正月，元仁宗皇帝将“直沽”改名为“海津镇”。为保卫运道畅通和漕粮安全，延佑七年四月，朝廷调兵千人驻防海津镇。

罗璧等人首次驾海船到达直沽，完全是试探性的，以后则逐渐增加。首次运粮计4.65万石，转年就增加到29.05万石，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就达到159.5万石，这是至元年间海漕运粮最多的一年。至大三年（1310）运粮达292.65余万石；延佑七年（1320），运粮达326.46万石；天历二年（1329）运粮352.22万石，为元代海漕运粮最高年份。

由于海漕风险太大，元代在以海漕保证京师粮食需要的同时，积极寻求解决河漕运粮新途径。元世祖忽必烈对此事高度重视，决心开凿京杭大运河。至元十九年（1282）首先开挖了自济州城向北达东平大清河的一段新河道，全长150里，名曰济州河。这条河可以使南来漕船进入济州后北行至安民山，转入大清河，由大清河顺流而下至利津进入渤海，再北上直抵直沽。但这条线路只运行三年就停了。后来又改为自安民山入大清河，至山东东阿县登岸开始陆运，经寿张、茌平、聊城达临清，在临清再装船入御河（卫河）北上天津。这条线路的优点是使运输线路大大缩短，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水陆交替装卸货物达8次之多，给运输带来极大不便。而且这条旱路夏秋时节淫雨连绵，运输车辆常常被陷入泥潭中，只好改为肩扛人抬，役夫苦不堪言。因此开凿由安民山至临清的新河道，势在必行。

新河道自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动工，6月竣工，从安民山至临清河道长250余里，元世祖赐名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又开凿了从大都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长160余里。该河竣工后使京杭大运河水道全线贯通。到明永乐十三年（1415）朝廷下令罢海漕，改河漕，京杭大运河正式全线通航。从此大运河成为漕运和沟通中国南北最为繁忙的水上交通线。天津作为这条交通线上连接南、北运河和海上运输最为重要的枢纽城市，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底，直沽正式更名为天津，并设卫筑城。运往北京的粮食仍是河海漕兼运，以海漕为主，先“以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为此，朝廷下令于小直沽建芦囤208座，约收粮11.4万石；在河西务建仓囤160间，约收粮14.5万石。永乐三年，朝廷令总督粮储官于天津卫城北造露囤1400所。永乐六年，海漕运粮65.12余万石；永乐十二年，海运41.48余万石，河漕45.28万石。

明成祖朱棣为了保证京师漕运畅通，建立了专门护卫漕运的运军。到明中期，天津所管运道由天津兵备河道防政（或副使）常驻天津管理，下有：天津卫管河指挥一员、天津右卫管河指挥一员、天津左卫管河指挥一员。宣德十年（1435），设户部在天津设立分司，派户部主事一员驻此监督、管理仓储收放事宜。在天津左卫署旁增置三仓：大运仓属天津卫，共6廒30间；大盈仓属左卫，共9廒45间；广备仓属右卫，共7廒35间。这些仓廒于崇祯末年毁于大火。

入清以后，顺治九年（1652）清廷裁天津左卫、右卫归并天津卫；雍正三年（1725），升河间府所属天津州为直隶州，下辖武清、青县、静海3县。雍正九年，清廷以天津直隶州为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升直隶州为天津府，附廓置天津县。天津府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1州6县。旧设河间府海防同知，改属天津府；改梁城所为宁河县。

三、清代漕运

纵观清代280余年历史，就漕运而言，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漕政，二是河工，三是运道。

在漕政方面，为了确保漕运畅通无阻，明清两代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门设置了两套直属中央的运河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入清以后对运河的管理相比明代进一步加强，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如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等，所辖军队称“漕标”。

河道总督所属机构，乾隆以后定为道、厅、汛三级，分段管理。属官有河库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所辖军队称为“河标”。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只设书吏20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两总督虽各有专责，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障漕运畅通，因此双方是分工不分家。正如乾隆帝所说：“两督事虽异，一漕事本同。”从漕粮收缴、起运，到漕船北上过淮、抵达通州，漕督都要亲自稽核督查，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均需随时向皇帝报告。康熙二十一年（1682）规定，粮船过淮后，总漕应随船北上，率所属员弁视察运道情况，调度全漕。粮船过津后，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而后回淮办理下年之征收起运诸事。

在河工方面，由于黄河夺淮到清代已有四五百年历史，泥沙淤积导致的河患频发，使运河治理面临死结性难题。河工之事涉及漕运民生，但由于运河是分段治理，清代“总河”所管事务远比“总漕”复杂。顺治元年（1644）只设河道总督一人，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直至雍正八年（1730），清廷以直隶河工关系重大，遂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一员，驻扎天津，专司河务，管辖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事务。乾隆十四年（1749），直隶河务渐趋正轨，北河总督一职被裁撤，其职能由直隶总督兼任。

在运道方面，由于清中叶后期运河淤积日益严重，给漕运造成很大影响，成为运道亟待解决的问题。清初，由于继续实行“海禁”政策，漕运按明代长运法仍为河漕，至嘉庆年间由于运河浅涸，运力受到影响，于是有人提出改为海漕。但嘉庆帝不愿更改祖制，仍坚持河漕，并不准再提改海漕事。其实，早在清乾隆四年（1739），朝廷已解除了商船从奉天向天津运米的“海禁”，以解决漕运不足。乾隆八年（1743）十月，清廷又批准放弛奉天海禁，准商民贩运米谷流通，接济天津等处民食。至道光四年（1824），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并说：“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寡，价不待筹。……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道光帝遂派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筹议驳运兑装等事，并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在天津设海运分局，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郞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绝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实行了千百年的官办漕运，至此改为商运，实为破天荒的重大变革。

咸丰三年（1853）因运河浅涸，船行受阻，河漕从此停运并废。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久被裁撤。

同治七年（1868），因“津沽河面狭隘，常有沉船失米之虞”，在大沽增设了海运外局。同治十一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请成立轮船公司承运漕粮，得到朝廷批准。此事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具体办理。李鸿章选定曾经办海运10余年的三品衔道员、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建轮船招商局。朱其昂既是沙船世家的淞沪巨商，又是浙江候补知府、浙局总办海运委员，还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设有华裕丰汇银行票号，并曾在天津创办了第一家机器面粉加工厂“三津磨房”。朱其昂从清政府借领20万串钱为资本，在上海创立了轮船招商局。1873年1月17日，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诞生。1874年6月，朱其昂在天津病逝后，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盛宣怀、徐润、朱其诏为会办，招商局成为“官督商办”的洋务派企业。

经清政府批准，每年拨江、浙漕米20万石，由招商局轮船海运至天津。轮船到津，由江、浙抚道运通交纳，由直隶总督筹办驳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郞临栈查验。轮船协运江、浙漕粮时，米袋之上写明“某省漕白粮米”字样。粮米上栈时，由海运沪局派员监兑，兑竣，即由招商局给收米回文，以后装船起运俱由招商局核办，沪局不再过问。抵津后，津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壅滞。

到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8万石，交招商局海运抵津。光绪元年（1875），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2万余石，湖北采办30000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抵津。江西、湖南两省停漕。后虽有人提出恢复河漕，但同于海运之利已受到普遍认可，恢复河漕之议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京津沦陷，两宫西逃，设在清江浦的漕运总局移至汉口，清江浦局改为分局。同年，部分漕粮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千年漕运从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图①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描绘海漕的《漕舫图》（局部）

图②《钦定户部漕运全书》

图③《畿辅通志》中天津三岔河口驳运漕粮图

图④山东阳谷七级镇运河老街

图⑤清末民初天津三岔河口帆樯云集

图⑥民国时期天津海河中的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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